隋唐时期是我国文化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发达、社会日益富庶、国家空前强盛。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香文化在各个方面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我国历史上香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域外香药入唐的主要通道，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等，对我国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唐大和尚东征传》曾记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

　　唐代宫廷之中，出现了专管焚香事宜的部门，称为尚舍局和尚药局。《旧唐书•穆宗本纪》中记载：安葬宪宗时，穆宗曾有诏书：“鱼肉肥鲜，恐致熏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

　　这一时期香品的种类更加丰富，用途更为广泛，功用的划分也更为明确。同一用途的香也有多种不同的配方和制法，有的香品功用相近却又各具风格。仅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记熏衣香方就有五首，直接夹放在衣物中的“裛（yì香气侵袭）衣香”方也有三首。

　　唐代熏烧类的香品就形态而言，多为香丸、香饼、香粉、香膏等类，常借助炭火熏烧（可称为“不能独立燃烧的和香”）。唐代中后期（约公元800年之后）可能已使用无须借助炭火的“独立燃烧的和香”，即“印香”和“香炷”。也就是说，当时燃香的种类大概有三种，即隔火熏香、印香、和香炷。

　　隔火熏香指不直接点燃香品，而用木炭或炭饼（用炭粉等多种材料合成）作热源，在炭火与所熏香品之间再“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云母片、银片、瓷片等），用炭火慢慢“熏”烤香品，可减小烟气，使香气散发更为舒缓。正如李商隐《烧香曲》中所说的“兽焰微红隔云母。”现今日本的所谓“香道”即是源于唐代的这种熏香方法。

　　“印香”，以香粉成形，直接点燃。王建有诗《香印》：“闲坐烧印香，满户松柏气。火尽转分明，青苔碑上字。”这里所说的就是印香，指将香粉成形后点燃的香品，所燃的香料应该是以柏木为主的香木。

　　“香炷”为早期的用手搓制的线香，李商隐有“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的诗句，所说的就是早期的线香。早期的线香虽多直立焚烧，但也常“水平”卧于香灰上燃烧，所以也可使用带盖的熏炉。

　　传香东瀛

　　鉴真是唐代高僧。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大云寺，18岁时，由应邀来扬州的南山律宗开创人道岸律师授菩萨戒。27岁，回扬州大明寺。在唐天宝年间屡次尝试东渡赴日，10多年间共有6次，直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第六次东渡才获成功。

　　鉴真东渡不仅是一次单纯的佛教活动，而是充当了大唐文化的使者，他为日本带去了大量佛经、医书、香药以及和香技术等。除了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发展影响极大之外，对后来日本香学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重要贡献。

　　鉴真历次东渡都带有大量药材和香药，如：天宝二载，除法器等物，还带有“麝香二十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宝七载，“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唐大和尚东征传》）据学者考证，今奈良东大寺所藏的数十种药材即是由鉴真亲自带到日本或是在鉴真时代运至日本。

　　在大唐的盛世环境中，香文化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为其在宋元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香文化在后来的繁盛与普及成为一个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事。